盘点闹上法庭的明星们（组图）
李谷一与韦唯的案件
韦唯诉讼地位的改变，预示着法院认为在整个纠纷过程中，韦唯负有一定责任，并有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法律后果。并且，韦唯从证人到被告人身份的变化，将使被告一方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证人，还使韦唯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的客观真实性大打折扣。这对被告人汤生午及《声屏周报》社是显然不利的。
但富有戏剧性变化的是，就在开庭的前夕，法院又突然决定正式撤销韦唯被追加的被告人身份，据云是“依据不足”。 这样，韦唯终于没有走向被告席。但这是否意味着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的诉讼命运有了某种转机呢？这仍是一个谜。
1992年7月8日，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本案。
在此之前，法院曾在北京就此案进行了调解。就在开庭前夕，法院在郑州又就此案作了一番调解。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，调解根本无法达成协议。
出人意料的是，就在数百名记者云集宛城、准备采访李谷一名誉权案的庭审经过时，法院门口又突然贴出了本案延期审理的公告。个中原因．据说是法院准备就此案进行第三次调解。
两天之后。1992年7月10，南阳中院又作出了开庭审理的决定。
早晨7点刚过，法院门口就聚满了前来旁听的群众。刚竣工的审判庭，是一座四层楼共2500多平方米的建筑。正门上方，高悬着耀眼的国徽。四根粗大的黑色大理石柱子，给人以威严。庄重之感，仿佛昭示着法律的神圣。
上午8时30分，薄施粉黛、身着宝蓝色套裙的李谷一在丈夫肖卓能的陪同下来到法庭。被告汤生午、《声屏周报》法定代表人王根礼以及双方的代理律师巩沙、李大进，窦柏林、侯金海等人也先后出庭就坐。
在开庭的前一天，李谷一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，面对法庭，她很害怕，这会影响到自己的前半生和后半生。她始终认为汤生午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失实的，正因为这样，她才来打官司。如果汤生午说的基本属实，只是枝节部分有问题，她是不会起诉的。在谈到韦唯时，李谷一说，她不明白韦唯为什么要发这个难，把话说得那么恶。最后，李谷一还对记者表示，如果她确实不对，有错误，她愿意向全国人民道歉。
在此之前，汤生午也曾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：“我认为开庭的话我能胜诉！但最终的结果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的。”
审判长在宣布法庭纪律后，按照法定程序，由原告方宣读起诉书。
李谷一在起诉书中指出：原告方采用或是捏造、或是歪曲的手法，对她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，这是“文革”以来演艺界最大的一次事件，是“四人帮”暴虐的重演，她要求被告方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、赔偿经济损失1.8万元。并且，这个赔偿数额还不包括这次专程来南阳参加诉讼的费用，因为这笔帐目前还无法结算。
针对李谷一的指控，被告汤生午辩称，由于社会上关于韦唯的流传很多，作为一个记者有责任为一个青年演员澄清事实，因而经报社领导同意，对韦唯作了电话采访。文章写出后两次寄韦唯审查，所写内容都有正确的消息来源。
王根礼主编在答辩时认为，汤生午撰写的是人物专访文章，其基本内容真实。这篇文章在社会上起到了扶正压邪、伸张正义的作用，使外界有关韦唯的谣言消失，韦唯得以重回舞台。他还指责李谷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，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向被告方施加压力，使《声屏周报》在政治上、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。
紧接着，法庭就汤生午文章所涉及李谷一的内容，依次就李谷一宣告韦唯得爱滋病以及在工资、住房、医疗费报销、出国演出等非难韦唯的问题逐一进行调查。
上午11时，审判长宣布休庭。
下午3时，法庭继续开庭审理。
梳着长辫、一身素装的著名歌星韦唯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作证。
首先由审判长对韦唯发问。
审判长：“韦唯，你提供的内容与文章是否一致？”
韦唯：“我当时向报社提供的确是这些问题，应该说是一致的。”
审判长：“有否失实的地方？”
韦唯：“李谷一说我得爱滋病，是在一次彩排时，而不是在演出时。”
审判长：“关于房子问题是怎么回事？”
韦唯：“去老山慰问演出时，我们几个演员向文化部领导提出要求解决住房，领导同意批给我们。我回京后打了报告，听说部里批下来几间房，其中有我的住房。我向李谷一要新房钥匙，她拒绝。我得到确切的消息，李谷一得了三套房子。”
审判长：“工资问题是怎么回事？”
韦唯：“1990年6月，我在与李谷一谈话时，她说把我工资停了，我吃惊。李谷一说这样做好管理。我想去领4、5月份的工资，可是从4月份起已经停了，直到现在还停发。”
对于韦唯所作的证词，李谷一当庭表示异议：“韦唯的证词完全不属实！”
韦唯也毫不相让：“我的证词完全属实，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证据！”
接着，原告代理律师向韦唯提出了一连串的提问。
下午5时，韦唯作证完毕。
